再次，關于管理體制改革。擴大地方和企業自主權，處理好下放后的人、財、物和產、供、銷等各個環節的協調關系，破除和修訂某些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更好地調動和發揮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促進經濟和各項事業的發展。在企業管理制度方面，毛澤東肯定了鞍山鋼鐵公司“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管理經驗，即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在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中實行企業領導干部、技術人員和工人的三結合。
35．社會主義政治建設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或者說人民民主專政國家的政權組織形式（即政體），是適合中國國情的根本政治制度。其內容和特點主要是：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國家各級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并向它負責，接受它的監督；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實行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核心內容是，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這一組織形式參與對國家事務的管理，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力。3.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核心是人民當家作主。
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是社會主義時期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主要形式。方針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民族平等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國家的一項重要政治制度。首次規定在全國范圍內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文件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195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基本原則和基本內容是：在各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實行區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民族自治地方享有廣泛的自治權利，設立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民族自治地方在充分行使自治權的同時，必須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地方主義。
36．繁榮社會主義科學文化的基本方針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毛澤東在1956年4月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之后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對這個方針作了具體的論述。“雙百”方針的具體內涵：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不能用行政的力量強制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而不應當用簡單的方法去解決。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并不會削弱馬克思主義在思想界的領導地位，相反會加強馬克思主義的這種指導地位。對待傳統文化和外國文化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
37．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基本方針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對臺灣的方針主要是想通過武力“解放臺灣”。但是，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也開始提出“第三次國共合作”、“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主張，并不斷豐富、完善這一主張，這些思想成為后來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構想的思想來源。
1955年6月，在一屆人大三次會議上，周恩來提出解放臺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臺灣。1963年初，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思想提出“一綱四目”解決臺灣問題。“一綱”——臺灣必須回歸祖國。“四目”：①臺灣回歸祖國后，除外交必須統一于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都由蔣介石決定；②所有軍政及建設經費不足之數，由中央撥付；③臺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協商解決；④雙方互信，不派人進行破壞對方之事。這一重要思想奠定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共產黨“和平統一”臺灣的方針的基礎。
38．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就闡述了新中國奉行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場，強調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自己來處理，任何國家都不得干涉，確定了“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的方針，提出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
1953年12月，周恩來在會見來北京參加談判的印度代表團時，首次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的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1954年6月，周恩來和印度總理尼赫魯發表聯合聲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相互關系的基本準則，并倡導將這五項原則作為處理國際關系的準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我們黨和國家對世界和平事業的突出貢獻，在國際上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第一，新中國成立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對新中國采取政治上孤立、軍事上威脅、經濟上封鎖的政策。為了維護中國的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毛澤東強調必須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第二，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蘇聯領導人推行“美蘇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線，利用美國霸權地位的中落，加緊對外擴張，在政治上不斷加強反華，干涉中國內政，并在中蘇邊境部署重兵，挑起邊界武裝沖突，蘇聯成為威脅中國安全的另一個嚴重因素。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強調必須堅決反對蘇聯的大國霸權主義，決不充當它的衛星國。
營造和平建設的有利國際環境：第一，毛澤東強調一方面新中國應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同各國建立和發展關系，尤其是加強經濟、文化方面的往來，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的經驗，特別是蘇聯等國建設社會主義經驗；另一方面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第二，毛澤東一方面反對美國敵視新中國的政策，另一方面采取步驟推動中美之間政治經濟交往的正常化。朝鮮停戰協定簽訂后毛澤東就考慮與美國緩和關系，1954年在同印度總理尼赫魯談話時透露了這方面消息。1955年8月，中美兩國在日內瓦和華沙舉行長達15年的大使級代表會談，結束了中美雙方不接觸的局面。第三，對于中蘇兩黨的分歧，毛澤東始終主張通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討論來加以解決，而不影響兩國之間的正常關系，采取“堅持原則，后發制人；堅持斗爭，留有余地；堅持團結，反對分裂”的方針。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臺后，周恩來訪蘇再次表示改善關系的愿望。第四，20世紀60年代初，毛澤東提出在世界范圍內建立反帝反霸統一戰線的國際戰略。一方面，大大加強了同第三世界國家的關系，發展了睦鄰友好的關系；另一方面，積極開展對西方發達國家的工作，1964年中法兩國建交使美國長期以來孤立中國的政策在西歐打開一個重要缺口。第五，1971年10月在亞非拉等國家支持下，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票數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并立即把臺灣國民黨集團“代表”從聯合國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第六，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周恩來敏銳地抓住世界局勢發生變化的有利時機，采取靈活機動的措施，打破國際關系的堅冰，開創對外關系新局面。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在上海發表中美聯合公報，標志著兩國關系正常化過程的開始。1972年9月，毛澤東會見了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中日邦交也實現了正常化。此后，與歐洲、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亞非拉各國關系獲得重大發展，形成一個更加廣泛建交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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