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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重慶四名博士的官場人生
| 在山城重慶，有一批人連同他們的職務，從一開始就處在公眾的聚光燈下。 他們演繹著現代版的“學而優則仕”：烏紗帽下，有一頂貨真價實的博士帽。 在重慶，投身政界的高級知識分子越來越多，截至2006年年底，重慶市黨政人才125945人中，有5000多人為研究生及以上學歷，占4．16％，大學本科占50.21％，本科及以上學歷所占比例超過一半，比1997年重慶被列為直轄市之初增長了44.14個百分點。 重慶政界的學歷結構是全國的一個縮影，“學者官員”、“專家官員”比重正逐漸增加，在強調科學發展已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判斷的時代背景下，這些“帶著知識入仕”的官員受到民意的強烈期待。那些并非從體制內成長起來的博士從政，會有怎樣的表現？“博士服務團”成員的故事，為我們提供了管窺學者官員的一個切片。 陳澍的故事：從文學青年到智囊團領導 30多年前，陳澍駕駛著手扶拖拉機耕種時，不知道自己的未來會走向何方。他出生在福建一個“窮得叮當響”的農家，高中畢業后，回鄉務農，做過赤腳醫生、生產隊長。 今天，陳澍是重慶市社會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重慶市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改革》雜志社社長兼總編輯。 這個職位非比尋常：重慶社科院是重慶市目前唯一的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政府決策咨詢機構，是市委、市政府的思想庫和智囊團。 恢復高考制度后，考入大學讓陳澍跳出農門，畢業后到福建省委黨校任教。癡迷文學的他創作的《走向天堂》等多部著作引起了文壇震動，獲得全國報告文學一等獎等重量級獎項，在人民大會堂舉辦個人作品研討會，一時間，紅得發紫。 當時，他蓄著藝術家式的長發，穿得松松垮垮的，對政治不感興趣，容易激動，很難讓他“買賬”——除非對方也很有才。 他的創作集中于農村題材，為了能更深入地研究三農問題，他到中國社科院攻讀農業經濟的博士，被評為“優秀博士學員”。此間，重慶從中國社科院引進“赴渝博士服務團”，“聽從組織安排”的他便到了重慶，不經意地踏上人生的拐點。 一天，掛職北碚區副區長的陳澍凌晨3時接到電話：溫泉鎮發生山體滑坡，路也被隔斷了。他步行一個多小時到達現場時，天還沒亮。一只從泥石流中伸出來的手，擊碎了激情作家對世界的浪漫想象。 陳澍和其他干部們一道上山查看，沿途不斷有小石塊從身旁下滑。到頂后，有人發現了一塊行將下滑的巨石，驚呼“趕緊下山，讓老百姓走，肯定還要滑”，特定環境下的特定語調，給了陳澍“永生難忘的記憶”，并改變了這名作家的成見，“共產黨的官員能冒死查看并作出決策，太值得尊敬了，為什么本能地排斥從政道路呢？” 他改變了主意，放棄了念念不忘的作家夢，留下來任職副區長，坐在了一個“火山口”上，分管包括森林防火、煤礦安全、洪災、地質災害等在內的“大農口”。 總在觀察和思考的博士很快發現，在安全問題上，單靠那種由上而下的會議布置是難以奏效的，無論上級官員講得多么聲色俱厲。“那么多層級，一層一層往下傳達，每一層都會打折扣，信息會逐層失真，難以落實。” 博士副區長很快拿出自己的一套菜單式的安全軟硬件規定，直接給到最底層，要求按著這個葫蘆畫瓢，然后，逆向管理，“你怎么做的，往上匯報。” 那是一套很嚴格的規定，在關乎人命安全的原則問題上，這個溫文爾雅的文人官員表現出自己鐵腕式的硬朗一面，從不降低標準，更不進行權力尋租，“就得讓礦主難受，他們不難受，你就難受，礦工就難受。” 博士會自己貓著腰鉆到礦井里去檢查，不合規定的礦，他堅決炸掉，在一次集中整頓活動中，重慶市要求北碚區炸50多口礦井，他炸了70多口。 效果立竿見影，管了那么多年煤礦，他的“死亡指標”從來沒用完過。 在“治本”方面進行的努力，加上真正前移了的關口，讓他分管的另一顆“定時炸彈”——森林防火——也從來沒有“爆炸”過，他榮獲1998－2000年度“全國森林防火工作先進個人”稱號，這是個含金量很高的榮譽。 從政就意味著選擇了另一種方式的夢與痛，再也難有書齋里的那種從容淡定，得有豁出去玩兒命的膽量和氣魄。 有一個夏天，北碚區洪水暴漲，陳澍深夜接到報告，有5名被困者求救，他趕到現場時，已是汪洋一片，隱隱聽見遠處的大橋旁有呼救聲。 昏天黑地中，洪水不斷上漲，陳澍當機立斷，撲通跳下水，帶人游過去救人，沒多久，他感覺大腿疼痛難當，原來，水淹沒了一大叢荊棘，他們正好游過這里，被刺劃出無數條傷口。大伙兒忍痛繼續游，發現一輛長安卡車上，5人正高呼救命，便把他們救了出來。 陳澍回到家，腹部和腿上滿是傷口，火辣辣的，用碘酒消完毒，正要洗澡休息，紅機又響了，說那些求救者來電罵娘，說這么久還沒人去救。 “不是救出來了嗎？怎么還罵娘？”滿腹納悶兒的陳澍回到現場，顧不得繞開那團荊棘，再度游到對岸，發現另一處有3男兩女正在呼救，嗓子都快喊啞了。施救完畢，天空已經泛出魚肚白。 而最讓下屬和當地人稱道的，是這個博士官員的智慧能量，在發展農業經濟方面，專業對口的他顯得游刃有余。 他在體制、政策方面作出系統安排，讓北碚的農業經濟有了質的飛躍。他分管當地農業的4年多時間里，當地的花卉種植由2000多畝擴展到10余萬畝，并在歇馬、靜觀等地打造出苗木基地，他在任時，扛回了重慶市唯一的“全國花木之鄉”的牌子。 由此，因分管煤礦而被戲謔為“下窯子”的他，又得名“花區長”。因為業績斐然，“經常下窯子的花區長”被組織委以重任，到重慶市重要的智囊團——重慶市社科院做一把手。 “他在管理上的確很有一套，”陳澍的一位下屬評價說，“可以說，管出了生產力，管出了感情，管出了和諧”。 最讓他感動的是，陳澍逐一到該院所有的學者和職工家走訪，了解他們的情況，傾聽呼聲和建議。“這是前所未有的”。 重慶社科院在重慶市重大決策咨詢研究方面擁有了越來越大的發言權，到去年年底，該院在研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已達7項，省部級以上課題80余項，擺脫了以往“邊緣化”的困境。 陳澍主持的課題組在一項研究過程中，提出了在務工地為外出務工農民換發第二代身份證的建議，被重慶市公安局采納，累計為農民工節約往返費用上億元。 就這樣，曾經恃才傲物的不羈作家，成為博學謙恭的官員，長發披肩的藝術家年代，他從不將襯衣下擺扎入褲子，而今，陳院長總是穿戴得格外規整，頭發精心梳理過，胡子也刮得很干凈，時光悄然抹去了當年天馬行空般的生活的最后一絲痕跡。 從政，從根本上改變了陳澍的生活方式：雖然創作沖動會時不時冒上來，他卻沒時間為任何文學作品寫下開頭；雖然有很多見解值得深入研究，也只能和人交流個概要，由別人深入研究，他自己再也沒有獨立完成任何課題。 “自己不能出成果了，但能為其他研究者統籌服務，盡力用我的存在去激發整個研究團隊的更大能量，對于個人而言，這是另一種價值。”他說。 李劍銘的經歷：學而優則仕，仕再學更優 近3小時的采訪中，重慶市沙坪壩區區委書記李劍銘一次也沒有冒出那種拖著長長尾音的“嗯、哦、啊”，那些熟稔于胸的數據、藍圖和感悟讓他滔滔不絕。偶爾，他會停頓下來，扶一扶眼鏡，傾過身遞過香煙，“來一根？” 沒有任何官腔的這名金融學博士后的人生軌跡格外豐富：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念碩士后進入商界；然后攻讀博士，因參加“博士服務團”而從政，其間，再度留學深造。 25歲時的李劍銘就已是我國資本市場上最早的弄潮兒了。作為深圳當時最大的國有房地產公司董事會秘書，他獨立完成公司股份制改造實施方案和制度體系設計，公司在深圳市屬國有集團公司中第一家實現上市。后來，他到了另一企業集團，成為老總級的人物。 不難想象，這個年輕人當時會是何等的炙手可熱。在那個時興“孔雀東南飛”的年代，在中國社科院攻讀博士學位的他卻選擇了響應“赴渝博士服務團”而“西飛”重慶——相對于深圳的發展水平而言，那時的重慶簡直就是個“大縣城”。 留任副區長后，博士遇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參與清理“三金、三亂”，沙坪壩區是重慶的“重災區”，需清退20多億元。作為沙坪壩區清理整頓“三金、三亂”領導小組副組長，李劍銘負責清理方案的設計、追債變現、兌付和政策宣傳解釋工作，幾個月里，他天天接待群眾，少則幾百人，多則幾千人，這名有著豐富金融業務經驗和學識的年輕官員似乎有著三頭六臂，波瀾不驚地化解了各種矛盾和危機，控制住了場面，完成了在外人看來“幾乎不能完成的任務”。 “沒有種子，哪來的秧苗，又何談谷子？”分管該區科技創新工作的李劍銘提出“科技創新型經濟”的建議，并積極推進與重慶各大高校合作，創建重慶大學“國家大學科技園”，成為國家科技部、教育部首批授牌的“國家大學科技園”，而在最初的規劃中，該園并未納入首批授牌的計劃之中。 在政界小試牛刀便鋒芒展露。隨后，李劍銘再度回到學術領域，2002年，他被公派赴日本中央大學就“創業資本市場有效性研究”課題進行博士后研究，成為日本學術振興會外國人特別研究員、日本中央大學經濟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完成課題后，他謝絕了日本很多企業的高薪邀請，回到重慶的經濟領域，任重慶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黨委委員。他主持編寫了重慶市第一本《國有重點企業發展報告》，組織實施了重慶市煤炭集團的組建，牽頭完成了全市國有重點企業工業用地出讓金轉增資本金工作，負責實施的一家公司的重組加股改工作，成為全國同類ST上市公司股改的范例。 此刻，已經沒有人懷疑這名文質彬彬的博士“做喜事”——謀發展的能力。他們很快發現，這名戴著厚厚眼鏡的博士在“做喪事”——處理難題方面的本事也令人刮目相看。 有一次，某重點企業的幾千名員工鬧事，正在樓里洽談合作事宜的“老外”被包圍了，李劍銘臨危受命，“事情要擱平，政策上還不能起蹺蹺板”。 找準職工的“精神領袖”后，他買來老白干和鹵鴨子，徑直走去敲門，對方給了他一張冷臉。而他誠懇地說，“我也沒吃飯呢，你出面條我出鴨子，咱們打個平火（方言：AA制）還不行嗎？” 兩人邊吃邊聊，堅冰漸漸融化，他得知鬧事的骨干子夜開會，當即決定只身赴會。 在已沉沉安睡的都市，博士官員李劍銘“舌戰群儒”，數個回合下來，對方辭窮，心服口服，表示自己不鬧事了，“那還不行，你們自己不鬧還不行，要分片包干，讓大家都不鬧。”李說。 當人們從夢中醒來、陽光再次照進山城時，危機已被悄然化解。當李劍銘又成功地化解了一家企業在國外的事端，高官捧著鮮花到機場迎接后，再也沒人認為這個酷愛讀書的博士官員是“書呆子”了。去年，就在重慶建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因出了些亂子而陷入危機的關頭，他又臨危授命，出任這家大型國有企業的董事長、總經理。 “新官”并未燒出“三把火”，也似乎無意澄清爛攤子里的“渾水”，而是在確保穩定后，推出“123456”戰略。最初，不少同行對他的新招數嗤之以鼻，“百無一用是書生，迂腐博士是外行。建筑行業哪有這樣搞的喲？不就是玩兒概念嘛，那是官場的路數，那些玄乎的條條款款，建筑工人讀都讀不懂，有啥子用嘛。” 很快，他們就發現自己錯了，“外行”弄出的那些看起來文縐縐的一二三四，點點滴滴地改變了這個建筑公司的文化，并最終扭轉了公司的經營局面。李劍銘在任的一年時間，建工集團在中國五百強的排名上升了60多位，利潤超過1億元，同比增長85％。公司負債下降4％、凈資產上升80％，鐵一般的事實讓那些懷疑他的人閉嘴了。 今年5月，首屆“博士生服務團”團長、沙坪壩區區委書記翁杰明當選重慶市委常委，履新市委統戰部部長。隨后，李劍銘接任沙坪壩區區委書記。 “做一株小草，就把草葉長厚，為世界添綠；做一棵大樹，就把枝葉長茂，為世界添蔭。”李劍銘說，“做小草和做大樹并無高下之分，做學者和做官員亦然，兩條路之間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彼此對立的分野，他們內在的價值觀是統一的，只要能擺正心態，全心投入，控制私欲，不追求超越自己，無論是治學還是從政，都能為社會作出貢獻，充實自己的人生。” 田向陽和江湧的感悟：完成了第二篇博士論文 借著江風，熊熊大火吞噬了大片房屋，殘垣斷壁上不時有燒焦的磚瓦掉下來，一個沒有任何防護措施的人從著火房屋旁的小道沖了出來，人影剛過，半截墻壁就在他身后倒了下來。 去年底，這樣驚心動魄的場面活生生地出現在重慶南紀門街道轄區火災現場，沖出火場的是急著指揮救火的第七批“博士服務團”團長田向陽。 時至今日，渝中區干部群眾提起當時的場面，依然會對副區長田向陽豎起大拇指。但在他們眼中，對田向陽最深的印象，還是他在投融資等方面展示出的水平。他對如何打造提升解放碑CBD金融核心區功能，加快重慶建設長江上游經濟中心和金融中心步伐提出的意見和建議，“讓人眼前一亮”。 參加“博士服務團”之前，田向陽從事宏觀經濟、資本市場和證券市場監管政策方面的研究工作整整十年，關注重點是開放條件下中國資本市場的制度演進。 在他看來，實現治學向從政的轉軌并不像旁人想象的那么艱難。“正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中國傳統的道德理念從來沒有將治學和從政分開來過，入則為仕，退則隱身，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治學和從政，貌似分野明顯，但其實從價值觀、生活方式到終極目標都是統一的。” “參加‘博士服務團’，讓我完成了另一篇意義重大的論文。”田向陽說，自己從中國證監會研究中心來到渝中區掛任副區長，增加了對中國經濟改革和轉軌過程的感性認識，向地方學習，為地方服務，在學習中成長，使理論和實踐能夠相互結合，是“難得的人生經歷”。 同樣，抱著利用所學所長“經世濟民”的理想和抱負而參加“博士服務團”，感慨當年的掛職經歷是生命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更是提升個人境界的一個重要“加油站”，在“人生的第二課堂”完成了“人生的第二篇博士論文”的，還有重慶市巴南區副區長江湧。 出身在大山里的他，中師畢業后，做了教師，隨后進修，考取碩士、博士，完成博士后研究，研究公共財政與三農問題等領域。 他隨第六批“博士服務團”到巴南區掛任區長助理，上任伊始，就深入村組、學校、企業開展調查研究，足跡遍布全區21個鎮街。在廣泛開展調研的基礎上，他撰寫了10多篇調研報告，針對當地農業產業發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鄉鎮體制改革等重大問題，提出20多條既有現實針對性又有較強操作性的建議意見，為地方政府科學決策提供了有力的參考依據。 今年2月，他正式留任，成為巴南區副區長。 “他不但‘肚子里有貨’，最讓人稱道的是他學者的涵養，從不罵人，認真傾聽任何意見，等對方說完，馬上一針見血地直奔主題，平時講話很少用講稿，幾乎沒有套話，從不拖泥帶水，三言兩語就能把問題說得清清楚楚的。”他的一位同事說，“很多人在教育孩子時，都以他為榜樣——除了別像他那么厲害地抽煙。博學、嚴謹、周全、低調 |